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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廷杖皇帝的家法-【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1:07:09 阅读: 来源:手链厂家

廷杖,即是在朝廷上行杖打人,是对朝中的官吏实行的一种惩罚。最早始于,又一说是,在金朝与普遍实施,则实施得最著名。明代往往由厂 卫行之。成化以前,凡廷杖者王去衣,用厚绵底衣,重迭,示辱而已,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刘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 者。

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至于采取何种打法由监刑官按皇帝的密令决定,如果监刑官脚尖张开,那么就是“着实打”,可能会导致残废,而如果监刑官脚尖闭合,那么就是“用心打”,则受刑的大臣必死无疑。

明代的廷杖始于明太祖鞭死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多为不法,罪有应得,但却开了廷杖大臣的先例。此后明成祖永乐时期废此不行,但死后十几年,明英宗就恢复了廷杖。

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但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当时太子又叫国本,因此,这次斗争又称为国本之争。最后万历被激怒了,上疏干涉皇帝“私生活”的 礼部尚书洪乃春被拖到午门外廷杖六十。这以后廷杖几乎成了万历对付那些对他和郑贵妃之间的关系敢于置喙的大臣们最主要的手段了。明黄道周《节寰袁公(袁可 立)传》:“及在御史台,值他御史触上怒,将廷杖,诸御史诣政府乞伸救,辅臣以上意为辞。”

“国本之争”前后争吵达15年,使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万历皇帝身心交瘁、郑贵妃悒郁不乐、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直到福王赴洛阳就藩才算告一段落,但万历悲痛欲绝,他感到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让爱子离京而去。

就像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大臣们被杖之后,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并且名垂“竹帛”。死是人人都惧怕的,但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因此,不管朝廷讨论的事情是对是错,纯为反对而反对,而冒险骗取廷杖的也大有人在。

被廷杖的大多是一两个人,但在正德年间明武宗创过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而时隔不久,这个纪录就被打破,嘉靖皇帝同时廷杖134人,其中16人当场 死亡。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太和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时起落,一时间声响震天,血肉横飞。而廷杖的缘由也是无所不有。劾严嵩,论妖僧,谏万贵妃干政,要廷 杖;谏元夕观灯,谏武宗南巡,谏嘉靖勿服金丹,也要廷杖。正德年间,十三道御史弹劾刘瑾,上一本的杖三十,上两本的杖六十,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不等 杖完,人就死了。大宦官刘瑾就曾在午门杖死过23个大臣。

1519年,群臣劝说皇帝不要到江南游玩,惹得皇帝大发雷霆,对劝阻的146名大臣加以杖责,结果打死了11人。

中国古代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关于太子册立的异议被称为“国本之争”,又称“争国本”。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册立长子为太子的原则,大多拥戴皇 长子,然而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有意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这受到大臣与慈圣皇太后极力反对。由于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朝中上 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朝中的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紫禁城上空阴霾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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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王朝宫闱斗争永恒的主题无非是争夺皇位继承权,明代也不例外。万历朝围绕皇太子接连发生了“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以及他死后的“移宫 案”等,后三案被人们称为晚明三案。案情扑朔迷离,往往让人如坠云里雾里,晕头转向,不知所云。作为三案的导火线和前奏,妖书案是了解万历朝宫廷斗法的重 要事件。那妖书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明代宫女图万历皇帝由于宠信郑贵妃,于是便挖空心思讨好郑贵妃,爱屋及乌的结果是想立郑贵妃所生 的皇三子朱常洵为皇储,而不愿意册立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明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终明一代,废长立幼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几个为之奋斗的 皇帝没有一个成功的,万历皇帝也不例外。

在外廷大臣看来废除皇长子是不合祖宗法度的,因此屡屡向皇帝谏诤,尽快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称 为“争国本”。皇帝却寻找种种借口拖延,借口之一,皇长子的生母是宫女出身。宫中的慈圣皇太后李氏(万历皇帝的生母)也有所闻,由于与长孙生母经历相似, 她特别心疼长孙。有一天,万历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母子之间发生这样一场对话:

太后说:“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宫中称呼太子为长哥),皇帝打算怎么办?”

万历漫不经心地答道:“他是宫女的儿子。”

这下触到太后的伤心处,正色训斥道:“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

这一下点到了要害。原来万历的生母李氏,也是宫女出身,早年以宫女身份为隆庆皇帝生下了(即后来的万历皇帝),才进封为贵妃。万历自知理亏,如果 因为宫女所生不能册立为太子,那么他本人根本就不可能当上皇帝。听了母亲的训示,他惶恐万状,伏地请罪不已。有了亲奶奶给撑腰,朱常洛才勉勉强强保住皇太 子之位。

皇长子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1582年),十三岁那年(万历二十二年)才出阁讲学,即接受正规皇太子教育。因为是“庶 出”,加上母亲地位低下,太子母子在宫中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与其兄弟备受宠爱形成鲜明的对比。就连基本的皇帝教育也一拖再拖,实在拗不过廷臣的一再谏诤, 万历才批准其出阁讲学,四年后举行冠礼,再过三年册立为皇太子,这条路一波三折,过于颠沛,后人李逊之《泰昌朝记事》概括为一句话:“一切典礼俱从减 杀”。

李逊之

字肤公,江阴(今属江苏)人。是明代天启年间遭党祸为魏贤所害的东林党领袖、御史李应升的儿子。明亡后,自称为“江左遗民”,专心治史。将明末党争之事,以其亲身经历,加上各种稗官之说综合而成《三朝野记》。

朱常洛虽然成为皇太子,但日子并不好过。一方面父皇并不喜欢他,另一方面郑贵妃处心积虑想更换太子。皇太子朱常洛的处境岌岌可危,引起朝野上下忧心忡忡,于是乎有所谓“妖书案”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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